“黄沙-芳村”是其中最火爆的一条。原因是芳村建起广钢等几家大型企业，上班一族人数众多，鹤洞大桥和珠江隧道没有建起，若乘公共汽车，会耗费很多时间，这条线有6艘大船对开，两三分钟一班，坐满开船。上下班高峰期，推着自行车等上船的人龙会排到几百米外，而携带自行车坐渡轮是要买票的。

   如今在香港，离岛依然有很多人先是骑自行车到码头，然后坐渡轮去上班。广州自行车长龙的现象已经基本绝迹，出租车司机会拒绝在车厢后捎自行车，在路上骑自行车的人并不多，一方面是因为公交、地铁方便，另一个原因是如果要过桥，上桥的坡度对骑自行车上班族是个考验。

    凤凰自行车真的是靠质量取胜吗？

    凤凰自行车真的像大家回忆的那样神奇吗？它的质量是否真的非常过硬？

    1976年，在第三自行车厂工作的沈德出印象最深的是“换货”风波。他说:“当时凤凰的质量已经靠不住了。整天搞运动，全厂基本上没心情提高质量。” 他当时负责处理要求换货的来信，北京西单自行车商店第一季度凤凰的换货率是38%，而且要求换的都是自行车最主要的部分，车架、车圈、车把和前叉，一个月就有1050封信要求换货。而那些信件，在他印象中，语言全部客气得很，因为如此紧俏的物资，好不容易到手，1050封信件没有一封敢于提及退货，全部是谦恭地要求“伟大的工人师傅帮助我们”，把某个重要的部件换掉。相比之下，国外市场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当时中国自行车的质量存在落后的地方，沈德出记得，整个三厂没有流水线，基本上还是一个个机器前站着工人，“像小作坊”。

    即使这样，凤凰车在国内依然供不应求。“其实那时候我很难弄到自行车票。”沈德出说。自行车票控制极其严格，真正的掌握者是各商业局和供销社的人，自行车厂只有特殊部门工作的人，例如后勤部门，才能拿到自行车票。

    在当时，一般的分配方式是这样的，由商业部门统一分发给各个单位，各个单位再把手中的几张轮流发放给自己的职工。“一个1000人的大厂每个月也就三四张，大家轮流来，后来就有些人采用交换或者购买的方式弄票了。”自行车票和手表票最值钱，一张手表票可以换取10斤鸡蛋和若干斤粮票。上海市的票证收藏家邵根才觉得这真是怪事:按照道理来说毫无价值的票证(买东西还要出钱，票证只是购买凭证)，却获得了很高的价值。

    昔日重现

    记忆成为了新的消费品

    中国曾经号称自行车的王国， 80年代至今自行车依然是部分地区生活的必备，“永久”和“凤凰” 是中国特定时代的品牌巨擎，然而在短短20年之间，整个行业的市场需求彻底改变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出门交通工具选择多样性是变化的根本原因。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统计，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每百户自行车拥有量已从1998年的 182.1辆下降到了142.7辆。 如今，北京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单位和家庭之间的人已从10多年前的60%下降到20%。

    消费者对时尚的追求，赛车和山地车使国有自行车样式相行见拙，也是“永久”和“凤凰”衰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92年排行的十大自行车企业中，国企占了9家，市场份额达到40%，而到了1999年，前十的排行榜上就只剩了4家国企，市场份额降到了20%。“捷安特”等外资品牌表现明显超过国内品牌。实际上当人们怀念起“凤凰”“永久”时光的同时，已经开始将这些品牌归为记忆中的东西。

    回忆总是会把平庸的生活浪漫化，故事化，夹杂入新的憧憬。“凤凰”“永久”的意义越来越符号化，上海一家影楼别出心裁地推出“凤凰”主题婚纱摄影，青年男女有意打扮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形象，以凤凰车为背景留念，参与的青年对凤凰车并无概念，也无复杂情感，但因商家的设计中融入了时尚元素，造成了复古的效果，仅此而已。

   抽象化的自行车概念被充分运用到艺术领域，以《十七岁单车》为成名作的导演王小帅后来没有拍出有突破性的作品，而这部电影已经可以反映出自行车在大城市里已经逐渐底层化。另一部电影《爱情的牙齿》海报即是一个穿着军装的胡同妞，坐在一辆簇新的永久自行车上，一脚点地，满脸都是暴戾的表情，永久车和军装同时出现暗示了她的身份，赋予她时代特征，将其变成一个符号。《孔雀》中骑着自行车的少女身后带着一个降落伞，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容，而在《站台》里，那个坐在自行车后架上的青年伸开双臂做飞翔状，给人印象深刻不亚于《泰坦尼克号》里男女主角在船头飞翔姿势的经典镜头。

    艺术家总是会把眼光放在独特的领域中，去捕捉一些已经属于记忆的细节，或者说是一种记忆讨好，目的是引起人们的共鸣或者觉得似曾相识，就像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而那时它是那样重要。

    “凤凰”“永久”已经永远成为记忆，实际它们就是生产力低下时的产物，和奔驰、宝马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