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真正透明化是压缩寻租空间的唯一途径。对于利用人脉优势抢夺号牌资源和黑市交易等，也须尽早制订预案。

　　北京市对小客车的数量调控引人注目。道路拥堵久为社会关注，无偿摇号登记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之一。

　　摇号意味着购买小客车机会，由市场决定转为了行政决定；由消费者自主转为了摇号程序主导。而且，购车门槛也提高了。摇号程序不仅面临行政是否顺畅的考验，也面临民意考验。

　　针对小客车的数量调控，是对于所有团体和个人消费者的有限限权。如同单双号出行制度，这种限权取得广泛支持的前提，是人们对于改善道路状况的公民义务具有高度认知，这种认知来自于限权的平等性。如果摇号程序在透明度和细节把握上不够完善，那么将出现三种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其一，很难阻遏一些人利用摇号寻租牟利；其二，一些关系硬、路子野的潜在购车者抢夺指标；其三，号牌资源占有者如果不是消费者，号牌资源就会用来倒卖，形成地下市场。

　　这些忧虑，理应由摇号程序的完善加以消除。有关部门必须对于程序的各个环节加以检查并使之完善。程序真正透明化是压缩寻租空间的唯一途径。对于利用人脉优势抢夺号牌资源和黑市交易等，也须尽早制订预案。

　　调控小客车数量，不能仅仅依赖于行政手段，还必须引入法治手段。法治的作用，一是对行政加以监管，二是对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进行防范和适用性的应对。

　　防患于未然，既是调控小客车数量的需要，也是让治堵方案获得民意支持的需要。只有当政府、法治和民意形成合力，拥堵这一结构性的城市治理难题，方可能获得解决。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