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经济增长结构需要时间，最有效的办法是能源价格改革，短期的行政手段可能效果不明显且带来很大的社会经济成本

　　刚刚过去的20多个交易日里，国际油价以接近平均每日上涨1美元的速度飙升，美国时间3月7日的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逾每桶106美元。 这是国际油价创造的历史新高。

　　面对持续走高的油价，国内学者在思考中国能源战略选择问题。近日召开的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高油价时代能源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来自多个研究机构的专家们纷纷建言献策。

　　油价上涨10美元

　　物价上涨0.46%

　　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力波教授强调，之所以在中心成立之初选择“高油价时代能源经济发展战略”这一主题，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能源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魏一鸣在论坛上表示，中国要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有两个出路，一是增加资源供给能力，二是调节能源需求，使能源需求降到最低可能，这要依靠制度环境和科技进步。

　　经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后，魏一鸣作出判断，未来油价依然会在高位运行，而油价长期高位运行将对社会经济各方面产生较大影响，比如会加剧通货膨胀，油价每上涨10美元，会使物价指数上升0.46%；会减缓经济增长，油价每上涨10美元将使GDP下降0.53%；高油价同时将降低股票市场投融资频率。油价上涨还会降低居民的生活水平，福利、收入、消费水平将大大降低。魏一鸣研究发现，油价长期高位对城镇居民的影响远大于对农村居民的影响。

　　魏一鸣分析说，无论是燃油的加工部门还是开采部门，技术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高油价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技术进步可以抵御高油价风险。他希望建立中国自己的石油定价中心，在石油价格上取得更大的话语权。

　　能源行业改革

　　最终须触及价格

　　中国确定了“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的目标。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教授说，根据目前中国的现实，这一目标只能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实现。而调整经济增长结构需要时间，最有效的办法是能源价格改革，短期的行政手段可能效果不明显且带来很大的社会经济成本。

　　林伯强认为，能源市场与价格改革是节能减排的关键。能源价格短期可以有效抑制需求，长期能最有效、最小成本地调整经济结构。如不抑制需求，能源的稀缺预期会推动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导致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甚至滞胀。

　　林伯强表示，当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成本时，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背后一定存在低效消费。有效的能源价格机制并不排斥考虑居民的负担，政府可以对需要补贴的群体进行直接补贴。不加区分的人为压低能源价格会增加供需总量基本平衡的难度。他认为，以往和现在的能源低价政策是“过度”能源消耗的原因，这种政策会导致将来的能源价格更高。“要降低今后的能源价格，就必须提高现在的能源价格。”

　　“改革的时机很重要，不能把握能源价格改革的时机就会增加可持续成本。决策者必须科学把握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应当有长期的战略眼光。有意义的能源行业改革最终必须触及价格。”林伯强说。

　　上海期货交易所石油期货上市工作组褚玦海博士也建议，高油价下中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石油价格形成机制和现代能源市场体系，为企业提供规避油价风险的有效工具，以市场化的手段为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一体化经营

　　能有效化解油价风险

　　“国际大石油公司普遍实行一体化经营，追求产业链价值的优化，并可以有效化解油价风险。”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政策研究室副总经济师吕建中在论坛上表达了他的观点。

　　吕建中认为，石油产业一体化程度高，链状结构明显，价值的创造、分布及实现具有特殊的规律。上游包括勘探、开发、生产三大环节，中游包括运输、储存两大环节，下游包括炼油、化工、销售三个环节，再加上配套的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从而形成一条上下连接紧密、结构复杂、综合配套、延伸很长的产业链。

　　国际大石油公司经营业务范围几乎覆盖产业链的所有主要环节，石油市场的竞争实质上早已变成这些大公司产业链之间的竞争。石油产业的进入门槛很高，试图从某一个产业环节进入市场或保持单一产业环节竞争力的难度很大。

　　吕建中还分析了石油产业链各环节上的不确定因素或风险对其他环节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如，上游油气勘探开发由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因素可能引起生产设施破坏、资源控制、减产等风险，从而直接影响到市场的供应、油价、下游的成本效益。而中游管道运输、储备受地缘政治、储备水平、军事活动、生产安全等因素影响，可能导致运输中断风险，直接影响上游的油路和下游的供应保障。虽然下游炼化不确定因素相对较少，但仍然存在生产安全、成本效益方面的风险，直接影响市场销售和上游生产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