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

　　“等我家孩子长大了，也许车牌比车还要值钱”

　　冯军家里有两辆车，其中一辆基本处于停驶状态。这几天，冯军正在考虑要不要给它换个电瓶，“我这辆车基本每年都得换电瓶，换完这一年也基本不开，我想，要不就干脆放弃它，就让它趴在停车场算了。”

　　冯军的这辆车还是五年前从朋友那里得来的二手车，因为朋友换新车，这辆老款的捷达就半卖半送给他了。当时冯军刚刚学完车拿到驾照，正处在到处找方向盘过瘾的时候。拿到车后，他请朋友和自己一起出去练车，结果差一点剐蹭到一个骑车人，吓出一身冷汗后，冯军就怵了开车这件事，再没开过车。

　　车就停在了自家楼下，那时冯军和几个年轻的同事都住在单位的宿舍里，老捷达也就成了同事们限行时的备用车，也算发挥了不少作用。等到冯军结婚买房后，这辆车就基本“歇菜”了：“我媳妇结婚前就买了一辆两厢车，她只能开自动挡，好在我们小区地下停车位不算太紧张，我们请朋友把老捷达溜边儿搁起来了，每个月我会下去把车发动一下。后来，小区物业来找我们，让我们别占用停车资源。一个车位每年将近四千，花这钱觉得不值得。好在我们同事借车用，我们如释重负地让他开走了。我在单位停车场买了一个车位，每个月两百元，后来，这车就一直停在我们单位停车场里，一年多没用，电瓶又完蛋了。”

　　为了这辆老捷达，冯军每年需要付出好几千：“每年的保险我都按时投保，基本都是一千多，去年我曾经想开，投了个全险，将近四千块。每年的停车费两千四百元，还加上每年的电瓶钱，就是不加车辆折旧的钱，算起来每年需要额外支出五千元吧。”但是冯军并不想把这辆车报废或者转卖。“把它处理了，车牌保留不了几天，而我近期不打算换新车。不如就先这样放着，权当占着一个车牌。照北京现在这个形势，车辆限行的政策只会越来越严格，我就当提前做好风险防御了。再说，等我家孩子长大了，那个时候也许车牌比车还要值钱，我就把车牌转让给他，想想都让人激动。”

　　不过，冯军也坦言，这种坚持并不是一定的，如果北京的车牌能够转卖，他还是乐意转卖的，“我心里的底价是十万。这个价钱不是我乱要。当年北京实施买车摇号之前，有一批备注过带车牌的二手车，据说就是在车辆价值之上加价十万，再参考一下上海车牌的拍卖价格，我觉得要十万真的不算高了。其实，这些年我在这辆车上的投入也有小两万了，如果只卖十万，没准我还亏了呢。”

　　意见

　　为降低存量可以考虑车牌退出政策

　　段里仁(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交通组成员、北京市交管局原副局长)：解决北京市的交通问题，主要是要想办法减缓小汽车的增长速度，同时也要降低存量。为了降低存量，可以考虑车牌的退出政策，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交通不仅是政策问题，它也是一种文化，交通资源分配的方式，需要大多数市民的支持，所谓“习惯成自然”。通过车牌买卖的方式来释放一些存量，可行不可行，首先要看北京的市民能不能接受这种形式。

　　例如上海的车牌分配，一直用竞拍的机制，每个车牌的价格不一样，这就是走向市场的第一步。这个政策已经施行了多年，上海的老百姓就比较适应这种“一牌一价”的形式，车牌的价格也有一个大概的标准，所以对于车牌的买卖也就适应了。

　　但北京能不能立即就改成上海这个模式？我觉得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涉及到市民观念的转变。最近北京市政府一些政策的出台，引入了市民参与的部分，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政协委员提到的用提高成本等方法去解决机动车保有量高的问题，出发点自然都是好的，但具体应该怎么实施，还应该由市民来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