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简称《条例》)，其中规定，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

    《条例》规定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击中了长期以来公务用车管理机制和利益格局的要害，是推进公车改革的突破性进展。我国的公务用车主要包括省部级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包括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等)三部分。按照中央规定，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可以配备专车，主要是为了体现国家礼仪和方便省部级官员的实际工作，故这部分公车不在车改之列，至少不是车改的主体内容。执法执勤用车用于执法执勤、机要通信等特殊领域或专门工作，需求上具有刚性，数量比较有限，监管措施比较严格，监管成本不会太高，故这部分公车也不应纳入车改范围。排除上述两部分公车，一般公务用车就成为公车改革的重点内容，公车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就是要看能否把一般公务用车管住管好。

    长期以来，一般公务用车泛滥失控，是“三公”经费居高不下、公车腐败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公车购置超标，随便一个县处级单位或乡科级单位，就胆敢购置四五十万元的豪华车辆；二是公车配备超标，一些地方和部门无视中央关于省部级以上干部才能配专车的规定，小小一个处长、科长就胆敢配备事实上的专车；三是公车私用严重，“公车1/3用于公务，1/3用于官员私事，1/3用于司机私事”的现象大量存在。针对这些情况，职能部门采取的治理公车腐败的措施，无非是加强对公车购置、配备和使用的监管，包括从预算上严格控制公车购置和运行费用，对超标购置、配备公车的部门和单位进行处罚，动用GPS等技术手段监控公车使用，严密防范、严肃惩治公车私用行为等等。

    但是，各地治理公车腐败收效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一般公务用车数量持续膨胀，其使用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公车利益群体”，超标购置、配备公车和公车私用等违规行为尾大不掉，而且随着一般公务用车数量不断扩大，违规购置、配备、使用公车的行为日渐泛滥，对违规行为的监管成本也不断提高，难度不断加大，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形成“公车数量越多—违规行为越普遍—治理难度越大—公车数量越多”的恶性循环。

    有鉴于此，《条例》规定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这是一项釜底抽薪式的重大改革——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等于取消了公车违规购置、配备、使用等公车腐败行为的载体，也“取消”了监管公车的成本和惩治公车腐败的难度。从《条例》的表述看，“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是一个明确的全称判断，没有留下“逐步取消”、“原则上都要取消”之类的回旋余地，这意味着，中央届时将下达统一的“取消令”，规定在某个时间段之内，各地各级党政机关及所有由财政拨款购置运行公车的单位，所有的一般公务用车都必须取消，改由市场化、社会化渠道提供公务出行服务。

    无条件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将是我国公车改革取得的最大成果。不难预计，这项改革将遭到来自“公车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弹和巨大阻力，但无论什么样的困难和障碍，都不能成为改革缩水或倒退的理由，只有坚定迈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这一步，才能真正走出公车治理的恶性循环，社会各界寄予厚望的公车制度改革，才能实现节约财政资金、助推廉洁从政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