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交通委提出征收拥堵费，引发广泛关注。随着城市交通矛盾升级，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日趋陷入“堵城”困境，多地传出研究拥堵费征收。

　　政府有收费冲动，公众却陷入闻“费”色变的焦虑之中。公共政策制定，有无征求民意、吸纳公众智慧？收了费，是否就能空气清新、道路畅通？如果收费成效不明显，比起优先收费，是否还有更紧要的问题需要优先解决？

　　从限牌、限行到收费，职能部门多是“一锤定音”

　　９月２日，北京市发布“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征收交通拥堵费提上日程。收费治堵的决策方式，引发诸多争议讨论。

　　赞成者认为，作为拥有超过５３０万辆汽车的首都，拥堵收费能够降低车辆使用强度，缓解交通拥堵。但更多人陷入一种“收费焦虑”。导致拥堵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收费又能起多大作用？如果作用不大，收费的依据又不能公开透明，收费可能沦为自肥的工具。

　　早在２０１０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堵势”，就有广州市政协委员提议征收拥堵费；为此广州市交委多次提出要对收费进行调研，但频频引发舆论强烈反对。至今，广州尚无收费时间表。

　　全民为拥堵交费买单，地方政府部门不因管理和规划过失担责，反而因此得到收费奖励。难道还要鼓励政府不作为、乱收费？这是很多广州市民反对的重要原因。

　　十多年来，国内“以卡为主”的治堵政策不断出台，如今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全部实施了限购政策，很多购车者只能望“牌”兴叹；在控制车辆使用方面，不少城市不同强度实施了限行、限外等措施；提高停车费、加大外牌交通执法等各种市场、行政治堵措施也并不少见。

　　但记者梳理发现，多年来，从限牌到限号等治堵政策出台，听取社会意见、公开制定过程的少，政府职能部门一锤定音、迅雷行动的多，走听证程序的更是凤毛麟角，仅有广州“限外”措施进行了听证。

　　专家指出，收取拥堵费这样针对长期过程的治堵措施，几乎涉及所有交通参与者。该不该、能不能收，理应公开制定政策，充分听取吸纳民意，让政策制定部门和市民都充分参与讨论，把问题想细、想透、想清楚。如果政府“拍脑袋”定政策，程序有疏漏，公众难免有意见。

　　而在开征拥堵费的背后，公众和专家也解读出城市管理者暴露出的收费冲动。一些市民认为，以收费治堵，是否合理，仍待厘清。

　　北京车主韩先生表示，买车交税，用车还交费，中国车主的税费负担居世界前列。目前全国都在提倡“费改税”，现在还要再新增行政收费，是不是重复收费？

　　再者，社会抚养费、交通罚款、机场建设费等，征收时理由多多，到了信息公开又遮遮掩掩，再要征收社会拥堵费，如何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