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亿的黄牛市场
4月15日，当沪牌价格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6万元，王志正在广州和几个当地的“黄牛”喝酒，交流感情。几杯白酒下肚后，王志侃侃而谈，主题便是上海的“外牌市场”。
“今年底，沪牌可能会超过8万元，若是如此，上海每月3万多辆新车中，除去8000多张沪牌，剩下的2万辆车可能都要上外牌，若按平均4000元上牌费计算，这个行业每年就是10个亿的规模。”
实际情形远远不止如此。据介绍，目前，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广东、贵州等地，上海车主异地上牌相对容易，“人、车均可不去”，办理周期为两周至一个月，而具体收费随着需求增加而“水涨船高”，黄牛报价已达到3000元-4000元，4S店的价格则为5000元-6000元。
相较而言，山东、内蒙古等地的牌照更加便宜，但需要“人、车一起去当地”，一趟下来，总费用亦不会低于3000元。
而在距离上海较近的浙江、江苏、江西等省，多地已明令禁止上海车主异地上牌。但一些能力较强的黄牛依旧能想出办法，只是价格不菲，比如江苏扬州，10000元起，又如浙江杭州，14000元-15000元。
事实上，目前，总的“上牌”趋势便是远离上海。王志曾在贵州做过生意，而后通过当地黄牛给上海车上贵州牌，一直较为顺利。而不久前，他接了一个距离上海较近的江西景德镇的单子，“很快就被关掉了”。
两次拍牌不得的陈或其实也考虑过异地上牌，不过，他转眼一想，一旦找上了黄牛，那么以后就离不开黄牛了。
比如，上海车主若上了江苏宜兴的牌照，那么，车子必须回当地年检。当然，上海黄牛可以代劳，但代驾费300元—500元，验车费又是一笔，近1000元，而过路费、油贴还要另算。
又如，黄大奇的一辆车子上了海南海口的牌照，等到转手时，他要提档，但被告知需付7000块提档费，于是，他又想到了让黄牛帮忙。
其实，不管是异地上牌、车辆年检还是其他，上海黄牛大多是通过联系当地黄牛，由其与检车站或者车管所敲定，而车主需要支付的是层层加价后的总费用。
即便如此，陈或的同事林立还是第一时间联系王志，希望上一个外牌。他买的是一辆别克凯越，享受经销店的优惠后，实付8万元。“如果沪牌降到两万以下，我可能会考虑。”林立说。
王志非常清楚，“外牌市场”的存在和火爆只是因为沪牌太贵，而后者完全是政府管控的结果。“所以，这个行业没有未来，如果有一天，沪牌价格大跌，与外牌拉平，那么，一切便会瞬间坍塌。”
王志告诉时代周报，他的主业仍然是汽车销售，业务员只是没事时顺便代拍牌照，并接点外牌业务，但这一副业每年可以为之带来30万—40万的利润。
限制拥有还是限制使用？
4月21日，上海盖世汽车网总裁陈文凯正在为即将开始的北京车展做准备，听到时代周报记者提及沪牌跑步进入“6万元时代”，他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应该限制什么？购车还是用车？
“目前，沪牌的价格已超过奇瑞QQ的单价，车牌拍卖制度无异于变相限制购车。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拥有住房和汽车是小康社会的标准之一，也是个人的一种权利，如果集中使用汽车会对社会的正常运营带来影响，那么，可以通过提高使用成本，限制某些区域的使用权限等方法督促汽车的合理使用，而非限制个人拥有汽车的权利。”
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发改委曾要求清理阻碍汽车产业产能扩大的法规政策，其中包括车牌拍卖制度。但上海市有关部门认为，世博会在即，车牌拍卖可以限制车辆过快增加，有利于改善交通。于是，该政策得以沿用。
“对比北京和上海，目前，前者的汽车保有量已达到500万辆，而上海大约只有250万辆，而考虑到挂外地牌照的部分车辆，可以说，过去十年，因为牌照拍卖制度，上海少增加了100万—150万辆汽车。”陈必壮告诉时代周报。
不过，按照各国的汽车消费经验，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对应的是汽车普及期，而这一数值达到5000美元-10000美元后，将是加速普及期。“目前，上海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但人均汽车占有量并未达到相应的水平。这说明，上海的汽车消费将依然旺盛。”
“如果没有房没有车，如何称得上中产？”在王国荣看来，政府治堵的思路应该从限制汽车消费转向倡导合理使用。
“车牌拍卖其实没用根治上海拥堵的问题，只是延缓了进一步恶化的时间。”陈必壮认为，最关键的“治本”措施是，1.继续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2.改变民众的用车习惯。
“我们的汽车文化尚不成熟，不少人买车的主要用途便是应对上下班。如果要治堵，那么，必须督促这一种用车心理、用车习惯的改变；同时，发展中心城区的公共交通，提升服务水平，促使有车族在高峰时段尽量使用公共交通。”陈必壮说。
有趣的是，陈或认为，从治堵角度出发，自己完全值得这块牌照。因为，上下班高峰期，他长期乘坐公司班车，而购车的用途只为周末出游、购物等，只是，“环保”的陈或至今拍不到牌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