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汽车的感情，不是轻易能说清楚的。”胡信民，一位见证中国汽车成长轨迹的老人，在北京的家中面对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作为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胡信民一直充当着汽车产业守护者和产业政策谏言者的角色。
也正因为这样的角色定位，这位慈祥和蔼的老人，每每谈起中国汽车的自主缺陷，都豪不留情，直捣病根。在记者看来，这恐怕是“爱之深责之切”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吧。
“1953年，一汽开始建厂，我是最早一批员工之一。1959年，我被调到北京，进入汽车局，常年搞汽车工作。直到上世纪90年代退下来，我还是一直关注汽车的发展。可以说，我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汽车。”胡信民说。
二汽的轿车是被“出口导向”耽误的
胡信民回忆，1983年左右，全国掀起“中国要不要发展轿车，怎么发展轿车”的大讨论。那时我国每年进口轿车将近两万辆，大家普遍认为，中国还是需要自己的轿车，不能全靠进口。“1987年，中央一个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开会，姚依林副总理主持会议，会上研究决定，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轿车工业。”
“那时的政策是，三大集团都可以搞轿车，但类型要错开。上汽要搞普通轿车，就是桑塔纳;一汽要做先导工程，搞高档车，于是一汽引进了奥迪。”胡信民表示。
事实上，二汽的轿车发展是最伤脑筋的。“因为二汽是骨干企业，于是就给它单列了一个方针，要它往下走，实现经济规模，产量要达到30万辆，比上汽和一汽的量都要大。由于没想过国内市场会发展这么快，所以就订了两个方案，一是进口替代，二是出口导向。”
“当时没有人敢想那么多。一直以来，轿车市场都是以公务车为主，人们脑中没有家用轿车的概念。”胡信民表示，后来之所以确定第二个方案，让二汽的轿车以出口为主，主要还是认为国内不需要这么多轿车。“结果我们发现，以出口导向为主，合作对象找不到，没人愿意和你谈。”
由于找不到合作伙伴，二汽的轿车搞得最晚，花的钱最多，浪费的时间最长，二汽就是这样被耽误了。
胡信民表示，明确轿车进入家庭，是在《汽车工业产业政策》颁布的1994年，当时并没有否认“三大三小”，但进入轿车生产的企业却越来越多。
“奇瑞、吉利都是1997年左右进入，他们搞轿车的方法就是买人家的壳。后来做微型车的一些企业，也都开始搞轿车了。事实上，当时政策是松动了的。”胡信民说。
“这里面我有很深的体会，凡是计划经济，我让你搞，不让他搞，最后都没限制住，全破。计划经济主观愿望是好的，害怕浪费，强调计划，但限制力很有限，你说了人家都不听。”胡信民说，在计划经济时代，资金从哪里来?不是中央就是地方，因此中央和地方经常发生矛盾。后来搞股份制，民营企业壮大了，灵活度就比以前高多了。
汽车强国的目标应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
“中国汽车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是2000年以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基础设施条件也好了，车都能买得起了。3万多元就能买一辆，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胡信民认为，中国的汽车发展越来越快，但很多人只盯着年销1000万辆还是1100万辆，很少有人关心汽车大国怎样走向汽车强国。
“现在全世界跨国集团都到中国来了，都在搞本土化。我们的自主品牌，现在是和全球企业进行竞争。我们的市场有了，但自主性却很少，核心技术也没有掌握多少。”胡信民表示，整车是靠零部件组装起来的，零部件厂和主机厂不一样，有一个宽容政策，它不需要股比50∶50，可以独资办厂。现在跨国零部件企业全来了，可以控股也可以独资，本土化以后，它们的成本也下降了，对中国的零部件企业发展构成了很大威胁。
“这一点，除了我们主观上要重视之外，客观上，政策怎么扶持，都应该考虑到。好比主机厂，我搞整车设计，要把零部件厂拉到一起做开发，我有什么样的要求，由零部件厂来配合，做到同步开发。”胡信民说，如果没有一个培养中国零部件企业的政策，主机厂都去买国外的零部件，那就麻烦了。真正要做大做强，零部件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
“我们的合资企业也在搞开发，但是离不开人家外方的平台，这不叫自主开发，叫改进开发还差不多。不管你根据本土化做了多少改进，真正要害的核心技术，外方也不会让给你。就算中国汽车产量达到2000万辆、3000万辆，核心技术拿不到，也成就不了一个汽车强国。”
胡信民说，我们的自主企业，可以花钱买品牌，或是找国外的设计公司，我提要求你来设计，设计出来知识产权归我所有。现在很多企业这么干，但核心技术是否真的掌握了?他认为，我国在自主零部件的开发上，应该有相应的鼓励政策，或者联合起来开发关键零部件，由国家投资，一步步提升自主能力。
“现在不是马上要制定‘十二五’规划了吗?能不能把汽车强国的目标，在‘十二五’规划中体现出来呢?我们的核心技术怎么攻，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去引导，都是应该重视的问题。”
中国汽车集团都把自己当成国资委了
“中国人有个特点，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大家都想当老大，只要重组就是一个吃掉另一个。在我看来，中国汽车企业的兼并重组，只能靠优胜劣汰，不存在强强联合。”胡信民说，在中国，两个企业合并，除了人事安排令人伤脑筋外，最难的就是文化的融合。
“两个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都不一样，你把它合二为一了，谁听谁的?既然是市场经济，就要有个过程，过分勉强弄不好就倒退了。一切由市场来决定，你不行了人家自然就会整合你。”胡信民说。
“大企业集团怎么管理，很值得研究。通用、丰田都是汽车集团，它怎么管理下面的企业，我们出国考察，往往不去研究这个问题。事实上很多跨国集团，产品开发、经营管理都是最集中的。他们的研究机构分了好几层，最上面研究什么，下面研究什么，有一个细致的构成。而我们的集团什么都不操心，就是管权、管人，完全是行政管理。”
胡信民认为，现在中国的汽车集团几乎都变成投资公司了，国有资产归我管，干部由我派，这些都要听我的。但是不管是产品开发，还是经营任务，集团又都不愿意插手。中国的汽车集团更像是一个行政机构。“我们的好多集团把自己当成国资委了，集团下面有100个厂，可这100个厂的经营和我毫无关系，这样的集团能做强吗?”
针对跨国收购，胡信民认为，如果企业实力不够，千万不要盲目收购。上汽收购双龙是个失败的案例，但上汽实力强，受到损失它不在乎，相比而言，力量弱的企业可能一下子就完了。“现在很多中国企业认为，有钱就能解决一切，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关键看你能不能控制住这个被收购企业，能不能驾驭它。”
“我给中国自主企业的忠告是：一、保证产品质量，别看现在销量很不错，如果出现大规模的质量问题，一个差错掉下来，就很难爬上去了。二、持续进行技术研发投入，与外方的合作只是一个过渡，最终目的是把核心技术掌握到自己手里。”胡信民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