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法本身缺乏公平性的基础上，法院选择对管理方有利的条文进行裁决，特别是在管理方有条件、有能力调查核实车辆入口信息的情况下，仍不加区别地对丢卡或无卡车辆一律按最远端收费，就显得过于机械。这起个案，暴露出公路管理中的一个倾向性问题——过多保障经营管理者，而忽视使用者的权利。

    司机丢失高速路通行卡如何收费？近日，北京司机杨某终审被判按全程交费，北京市二中院撤销了丰台法院一审首发集团返还多收的90元判决，改判首发集团不用退钱，法官也指出首发集团服务体制不周全。

    就个案而言，我们并不能断定一审与二审结果孰对孰错。一审看似合乎公众期待的判决，实则以“举证责任分配倒置”的审判技巧，刻意规避了《北京市公路条例》的规定；而二审判决结果则刻板地援引地方性法规，似乎又忽略了合同纠纷中举证责任的妥帖分担，亦有刻意维护公路管理方的不公嫌疑。

    公路之所以姓“公”，当然是因为它所承载的公益属性，即一种方便公民出行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并不天然与收费相排斥，但当这种公共产品还需要由消费群体进行一定的负担时，那么就应体现公平属性。在这个意义上，“最远端收费”案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纯粹法律适用转向事实公平的关切视角：我们的公路管理制度是否合乎公平原则？司法又是否起到维护这种公平的效果？

    记得《北京市公路条例》出台之初，就被抬到了“公路收费期限终结者”的高度，而失去了对这部地方性法规应有的公平性拷问。细读整部条文，我感到的只是一个以“加强公路的建设和管理，促进公路事业发展”为主旨的管理性法规，在公共利益的宏大叙事下，立法对于管理方权力的保障堪称周全，而对管理权与公民权的平衡追求不够，一些保障公民通行权利的规定少之又少。最典型的是，在公路收费管理上，对于因车主失误而出现的情况进行了绝对不利的后果性设定，但对于管理者的管理疏漏却缺乏严格的责任设定。

    不妨就以此次法院援引的条文为例。从立法目的上来讲，“最远端收费”的条款应当针对的是那些恶意损毁、丢弃通行卡以逃避缴费义务的行为，我们不能因为要防治恶意而就搞一刀切，在不区分恶意和过失的前提下设定绝对的“最远端收费权”，同时也不提供任何入口信息异常处理机制。而那些针对管理者的义务性规定，如“收费公路收费期满后应当按照规定停止收费”、“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提高科技服务水平”等，则往往流于空谈，缺乏有力的监督和纠治。

    在立法本身缺乏公平性的基础上，法院选择对管理方有利的条文进行裁决，特别是在管理方有条件、有能力调查核实车辆入口信息的情况下，仍不加区别地对丢卡或无卡车辆一律按最远端收费，就显得过于机械，同时也无助于矫正制度的不公，反而助长了公路管理行规的霸王属性。

    公路不“公”的问题由来已久，其中制度不公不啻为“不公之源”。这起个案，暴露出公路管理中的一个倾向性问题——过多保障经营管理者，而忽视使用者的权利。很显然，改变这种状况，不能仅寄希望于个案中司法的力量。